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关中平原上有一条渠道正在施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水工，郑国本来的任务是通过这项大工程消耗秦国的财力人力，可渠道修完之后，关中平原的四万余顷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

秦代“三项工程”

秦国粮食产量大增，国力空前强盛，六国再也挡不住它东进的战车，郑国渠渠首位于陕西泾阳县境内，渠道全长约150千米，灌溉面积相当于280万亩，《史记》记载郑国渠建成后关中成了沃野，没有凶年，秦国因此富强，最终吞并了诸侯。

差不多同一时期，秦国在西南方向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在岷江上设计了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引水这套系统，不需要筑坝就把岷江的水患变成了灌溉之利，成都平原从此彻底告别了旱涝交替的困局，变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蜀地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关中，支撑着秦国统一天下的后勤线。

六国被灭之后，秦始皇把目光投向了岭南，五十万大军南下，却因为军需补给跟不上而停滞不前，秦始皇亲自到现场察看，下令在湘江和漓江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公元前214年，全长36.4千米的灵渠凿成通航。

秦军的粮草和兵源顺着这条人工运河源源不断运抵岭南，秦军势如破竹，很快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使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真正实现了融合。

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这三项工程，代表了秦统一六国和拓展华夏民族生存空间的三个不同阶段，秦国正是靠着这套覆盖关中、巴蜀、岭南的全国性水利网络，把自然资源转化成了无可匹敌的战略优势。

秦朝之后，历朝历代都把水利当作国家大事来办，隋朝结束了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利用黄河、淮河、长江等河流的部分河段，再修凿新渠连接，使中国南北真正贯通。

北宋时期每年经大运河送往都城开封的漕粮有六百多万石，最高时达到八百万石，明朝宣德年间，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每年超过六百七十万石，大运河保证了南方的粮食能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维系了此后元明清六百多年的统一和繁荣。

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建设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上，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一千三百多万人受灾，四千多万亩土地被淹，毛泽东看到华东局关于灾情的电报后落了泪。

当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正式启动，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淮工地上，1951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送到了治淮前线。

经过八年的治理，国家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淮河这条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河流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与治淮工程同步推进的还有荆江分洪工程，1950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分洪方案，毛泽东亲自指示要把这项工程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分洪区蓄洪面积达921平方公里，蓄洪容量54亿立方米，这项工程建成后极大地提高了湖南湖北两省的防洪能力，有力保障了两岸数百万亩良田的丰收。

黄河的治理同样被列入了国家重大日程，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三门峡水利枢纽被确定为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之一。

1957年4月13日这项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工程正式破土动工，1960年9月建成投运，主坝长713.2米，最大坝高106米，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减淤、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为黄河下游的岁岁安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河南林县，缺水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噩梦，《林县志》记载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年里，林县发生旱灾一百多次，大旱绝收三十多次，人相食五次，1960年2月，林县决定从山西省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在太行山陡峭的绝壁上修建一条水渠。

这项工程被命名为红旗渠，意思就是高举红旗前进，林县全县五十多万人口中，有三十多万人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人们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个山头，打通了二百一十一个隧道，挖土石方一千八百一十八万立方米。

1965年4月5日干渠正式贯通，结束了林县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周恩来总理称它为人工天河，是当时中国的两大奇迹之一。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开凿郑国渠算起，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中间隔着两千多年的时间，这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开凿了都江堰、灵渠、大运河，修建了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红旗渠。

每一条渠、每一座坝、每一条河，都是用人力、用血汗、用命凿出来的，秦始皇用水利工程打通了统一六国的粮道和兵道，毛泽东用水利工程治住了淮河、黄河、海河这些千年水患，两千多年间，水利始终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根本的命脉，生在华夏，能在这片被一代代人用命凿开的土地上活下来，本身就是最大的福气。